(一)“技術選擇”論
“技術選擇”是一個國家“技術發展”重要的環節。20世紀中葉,發展中國家擔心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速度落后于他國,欲拿發達國家經驗照葫蘆畫瓢,結果適得其反。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他國成功的發展道路并不一定適合自己,“技術”的“發展”需要一定的環境條件—社會、政治、經濟,技術必須與國情相適應,才能探尋到符合本國國情和環境的技術發展之路,而工業化國家也需時刻評估,以尋找更為合理的“技術發展”道路。美國著名的科學史專家喬治·巴薩拉認為技術創新屬于每一個時代,但新產品和新技術只有通過人們對技術的選擇才能夠得以發展,這種發展具有自主性,選擇性,連續性,間斷性的特點。
(二)“技術創新”論
奧地利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是“創新理論”的鼻祖,他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中首次將“創新”視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核心(1934,2009)。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羅(1951)認為“技術創新”的成立條件是“新思想的來源和以后階段的實現發展”。此后,“技術創新”理論在后來學者的不斷研究中逐漸完善。美國學者伊諾斯(1962)認為“技術創新”包括發明選擇、資本投入保障、團隊人員完善、項目方案制定和市場調研、開辟等。不難理解,“技術創新”必須有新的思想及概念,要能解決技術研發和應用等實際問題。“技術創新”與國家科技、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密不可分,它不再是一個技術發明成果商業化的過程,也不再是一個純技術的問題,而是一個涉及經濟、思想、組織、制度和應用等的極其復雜的系統。
(三)“技術哲學”論
法國技術哲學家埃呂爾認為,我們任何東西都出自“技術”,為“技術”而存在,現今社會已成為“技術”的社會。從“技術”到“技術社會”的發展過程,足以說明了“技術”具有能普遍適用于同類對象或者事物、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和“自我增長性”的特點和規律(Elul,1964)。德國哲學家、存在主義的創始人海德格爾認為,如今已經不再是人控制技術的時代,而是技術束縛人、統治和支配人的行動的技術時代。法蘭克福學派的哈貝馬斯認為,科技具有是生產力也是意識形態的雙重職能,我們既需要著眼于科學技術結構本身在現代社會中和科學技術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變化,也要著眼于在科學技術影響下社會本身的變化,這樣才能尋找到改造社會的具體目標和方案。陳昌曙(2012)教授則認為技術的發展是漸進躍遷式的,表現出興衰交替的周期。
(四)“工程哲學”論
現代技術社會里的每一項工程,無論其大小,責任都至關重要。它關系到工程師本人和工程使用者,甚至于關乎其周圍的環境,甚至整個社會。美國哲學家米切姆在1995年明確提出“工程哲學”的概念,并對工程哲學與技術哲學的關系做了規定,在《朝向一種元技術的哲學》一文中有明確解釋。在哲學與工程的關系中,工程哲學研究和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倫理責任”問題。同時,米切姆還認為“技術哲學的力量體現在工程哲學和應用倫理學之中,而工程哲學和應用倫理學還只處在現代技術項目的邊緣。”工程哲學中“三元論”認為,工程哲學得以成立的基礎是“科學”“技術”與“工程”。“科學”“技術”與“工程”是三類既有密切聯系又有本質區別的社會活動。傅志寰院士認為一個重大工程,都關系到人的發展觀問題,需要我們既要考慮其經濟價值,也要考慮其生態價值、社會價值、藝術價值,既要考慮其眼前的價值,也要考慮其長遠的價值、歷史價值。工程哲學之所以也是本文的理論基礎之一,是因為物聯網是一個跨行業、跨專業的系統工程,其發展需要哲學指導。